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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如何受到干扰和破坏?

赵坤 · 2021-05-1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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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大跃进期间犯有严重错误?

 

 

 

  

一、党史第二卷描述大跃进教训的春秋笔法

 

  为了混淆是非,把所谓错误扣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党史》第二卷第500页至503页“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是这样运用春秋笔法的:

  第一段第一句话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当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遭受的一词严重挫折。”一棍子先打死再说。也许怕人们接受不了,接着说什么毛泽东主观意愿是好的。看上去是为毛主席开脱,其实是进一步坐实,这是文人颠倒黑白惯用笔法。第二段,“当时,人们根据以往的经历真诚地相信,……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书里没说。但是看了上下文,你肯定认为这就是说的毛泽东。

  总之,所谓大跃进教训就是因为毛泽东不尊重规律,犯了严重错误,任意胡为,作者套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说法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错误是毛泽东的,其他人只是“不少领导同志”有错误。“不少领导同志”这个词很绝妙,给人的感觉是“少数同志”,“更由于毛泽东同志”放在“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前面的搭配更绝妙,很容易给人只有“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其他人没错误的感觉。

  这种说法,应该是最权威的了,但是,我不信,因为我认真研读过毛刘周陈邓五人此一时期已经公开的权威著作,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二、毛刘周陈邓五人大跃进时期的著作情况

 

  《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即在均在“决议”之后几乎同时编辑出版,有可比性。人都是一批人,指导思想都是一种指导思想。

  因为这些著作集不是全集,即不是他们那一时期所有文字的集合,所以哪些文章收入选集,哪些不收入选集,一定很有讲究。因为“决议”的基调是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肯定刘周陈邓等人为纠正这些错误做的努力,所以为了证明“决议”的“伟大”和“正确”,一定会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文章:

  如果此一时期毛泽东有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肯定入选“文集”。

  相反,刘周陈邓四人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而此一时期他们的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则不一定入选。

  之所以说这种推断是合理的,还有一个根据,陈选和邓选都是经过本人审定的,他们又都是出台“决议”的男一号和男二号。你想想。

  1958年1月至1960年12月,整整三年,《毛泽东文集》收录文章69篇,《刘少奇选集》收录文章1篇,《周恩来选集》收录文章3篇,《陈云文选》收录文章5篇,《邓小平文选》收录文章2篇。不愿随声附和做跟屁虫的,应该把这80篇文章找出来,看一看,比一比。

  

三、“大跃进”期间哪个主要领导人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不是错误,或者说是错误为主还是成绩为主,近年有不同观点,本人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期间的成绩和问题,而不是一概否定。不过我们暂且按照官方说法认定为错误,即“‘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那么,是谁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不是官方说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我们来翻一翻1958年——1960年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时期的著作看看他们说了什么来判断判断。

  (一)刘少奇说了什么

  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是中央一线工作第一位的领导人。《刘少奇选集》两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上卷收录1926年5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收录1950年——1965年6月重要文章,其中大跃进期间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专门讲“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的,不仅与大跃进的错误沾不上边,与纠正大跃进错误也沾不上边。因此,我们从《刘少奇选集》中无法判断刘少奇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

  但是作为第一线最主要的领导人,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三年之中他不可能只有这么一次讲话。合理的解释是,他此一时期的其他讲话、文章均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

  (二)周恩来说了什么

  《周恩来选集》两卷,上卷收录了1926年12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收录了从1949年12月——1975年的重要文章。《周选》收录了“大跃进”期间的文章三篇,《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是在全国政协报告会上的报告,讲了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这是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的讲话,要求老同志发挥余热,多带一带年轻人。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所做报告的一部分,回顾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

  这三篇文章,同样,不仅与大跃进的错误沾不上边,与纠正大跃进错误也沾不上边,即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批判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也是为了歌颂毛主席的,证明毛主席英明伟大的。因此,我们从《周恩来选集》中也无法判断周恩来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

  但是作为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一贯一心为公勤勉工作、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在长达三年时间里不可能只有这么三篇讲话。同样合理的解释是,他此一时期的其他讲话、文章均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

  (三)邓小平说了什么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央一线第二位的领导人,后来实际上也是“刘邓”并列的。贵为党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高于邓小平的陈云所领导的财经小组,也要时不时向邓小平领衔的书记处汇报工作,比如拟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陈云组织冶金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研究反复研究财经小组取得一致意见后,专门向书记处进行了汇报,书记处批准后才提交政治局、毛主席讨论批准。

  邓小平没有选集,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邓选》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1993年11月在全国公开发行。第一卷收录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录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录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邓选》在“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两篇,《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

  这两篇文章就不介绍内容了,看标题就差不多了。因此,我们从《邓选》中同样看不出邓小平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同样不能断定他对此负有多大责任。但是,从1993年出版前,小平同志是经过审查的,作为“决议”的男一号,如果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换句话说,小平同志,此一时期基本没有抵制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的言论。

  同样合理的推断是,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讲话、文章,肯定不会入选,否则与“决议”的基调自相矛盾。我们同样也不能相信,党务、政治、经济等等全都分内的书记处,其负责人三年内只有这么两篇文章。最起码的,1958年制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财经小组向邓总书记为首的书记处汇报了的。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小平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的文章、讲话一篇没有,其他讲话、文章均是明显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因此不能入选。

  (四)陈云说了什么

  陈云建国前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是中共“五大书记”之外的第六大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国后陈云一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陈云一生重要文献收录在《陈云文选》中,《陈选》共三卷,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陈云同志1926-1985年的重要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跃进”时期文章五篇:

  1.《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和《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是陈云同志1958年12月23日和26日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总结。讲话和总结指出1958年基本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要求基本建设必须重视工程质量,从基本建设实际出发抓好设计、材料、施工等问题。比较务实。但,这只是工程质量的具体问题,还上升不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工作问题。

  2.《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195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1959年4月陈云同志给财经小组诸位同志写了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

  “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再说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两个方法,即编制计划时谁加上谁等于谁,别忘了还要考虑什么什么因素。

  从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绪,但也没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话。

  3.《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人们在批判“大跃进”时,一般都揪住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说事。很多人说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如何如何,我们看看陈云在1959年怎么说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云在会上就钢铁指标问题做了长篇发言。

  “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陈云认为1959年钢材指标900万吨、钢产量1300万吨是比较可靠的,全年钢产量1500万吨也是可能的。

  在生产组织上,陈云对土法上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问题。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一千九百五十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两项合计是二千五百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二千万吨。”洋法土法几乎各占一半。“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自然,洗过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炼成好焦,但是还要掌握好技术。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关于耐火材料。……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陈云并要求,“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钢材产量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产量初步定为一千三百万吨,也请政治局再给财经小组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的意见。”

  今天人们对1958年土法大炼钢铁颇多微词,但是当年人们并不那样看,起码陈云到1959年5月对土法大炼钢铁还很支持,这其实也说明当年土法大炼钢铁确实解决了不小的问题,远远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说土法就全是缺点,谁主张土法谁就是极左,完全不是这样。

  1959年中国实际完成钢产量1122万吨,没有完成陈云主张的争取指标1500万吨,也没有完成可靠指标1300万吨,这说明1959年的钢铁指标确实定高了。

  但是从整篇讲话看,陈云对于1300万吨的钢产量是经过全面考虑、认真计算的,听取了冶金部六次汇报,还综合了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国家经委冶金局的意见,财经小组经过了研究,“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也都意见一致,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也开会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应该说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绝对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样某人拍拍脑袋就定了的,更不是毛泽东同志一言堂、家长制说定就定的。。

  5.《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政治局讨论同意1959年钢铁指标后,陈云同志于5月15日给毛主席专门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是坚持前文的观点,大意是钢材指标900万吨、钢指标1300万吨,冶金部认为指标太低了,有分歧。陈云请求毛主席,“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从以上五篇文章,我们看到,陈云同志对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是比较重视的,而且对1959年钢铁指标估计有点高于实际。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陈云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但也不能因此断言说“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承担什么责任,当然也无法证明陈云没有责任,起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从《陈选》的出版年份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如果陈云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而如果此一时期的文章显示有比高估钢铁指标的错误更大的话,则不一定入选。

  不过,八、九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否定甚嚣尘上,对“大跃进”全盘否定之时,陈云还同意把前面两篇钢铁指标的文章收入文选,可见陈云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让我感到,陈云的这种错误可能在当时与他人相比可能是十分轻微的。

  (五)毛泽东说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1958年——1960年这几年是中国发生大事比较多的年份。这一时期美蒋勾结演出一幕幕阴谋剧,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阻止台湾独立阴谋;西藏发生叛乱;中印战争;与苏联决裂等等。经济建设仅仅是毛泽东考虑的一部分工作。那么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翻一番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曾经公开发行过五卷,前四卷收录了从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已经不再发行的第五卷也只收录到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毛选》中我们看不到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但是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毛泽东文集》填补了这个空白,其第七卷、第八卷时间跨度为1956年1月至1975年7月。这两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讲话、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或涉及经济工作的29篇。我们再次重复那个推断:按照《决议》的基调,如果毛主席此时期明显“左倾”的文章,肯定会入选,不然怎么呼应《决议》呢?

  通过反复学习《毛泽东文集》在“大跃进”期间的著作,我从其中没有发现一个字能显示出来老人家在“大跃进”期间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满了理性,他从一开始就对高指标提出怀疑,从1958年起就开始纠正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1958年1月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在这个草案的第六十条要求“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他希望自己少做点实际工作,多做点理论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当时是有一些乐观情绪的。但是这种乐观绝对不是骄傲自满、急于求成,而是对战友们的信任。也许,在大好经济形势面前,老人家觉得可以静下心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考察黄河、研究哲学等。但是,随着他退居二线不久,今人所说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在经济领域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却“泛滥开来”。

  以下是毛主席这一时期有关经济工作的部分文章,大家来看一看老人家是不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收入文集。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反对急于求成。例如,“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这多年来,有人说毛主席只提倡粮食生产,反对商品生产,纯粹胡说八道。其实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谭震林等人的报告中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就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2.《记者头脑要冷静》。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与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瞒产和虚报都是错误,但性质有不同,瞒产是为了多照顾农民利益,虚报是急于求成,在这两者之间,毛主席旗帜鲜明反对急于求成,连着说了三个“危险性”或“危险”。对于瞒产,毛主席却给予了同情,说明他是站在农民角度考虑的。其他领导人对瞒产和虚报的态度,我们从他们的著作里找不到,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还是今天有什么不方便?

  吴冷西同志1987年发表了回忆录《忆毛主席》,第七章回忆了毛主席1958年10月找他谈话,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慎重报道高指标、浮夸风,要做“冷静的促进派”。第八章“实事求是”,回忆了1958年11月包括这次的多次召见,以下是吴冷西同志回忆录中关于第二天,即11月22日找他谈话的一段,回忆录中的标题是“头脑发热”,照录如下: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看一看,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吗?

  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写报告要有依据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今天一个科长拿着没有依据的报告给处长看,处长肯定扔出去。但是,当年党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个部的十二个报告却连基本的依据都没有。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接着,老人家对扫盲、绿化、除四害三个方面的急于求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信。“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对这一段笔者有三点说明:一是从下到上造假很严重;二是对于下面的造假,中央有人信,谁信不知道,反正毛主席不信;三是1958年钢产量1100万吨,老人家不信。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从这一段看,毛主席的心与群众是连在一起的,对于群众抵制上级乱下命令的“造假”是支持的,但是官僚阶层却是他们对立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老人家发动文革也许有帮助。

  4.《一个教训》。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的检查报告上长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显是反对省委给县乡下达的指标太高,提醒他们下任务不要超过群众的承担能力,同时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评他们把指标定得太高,“千钧重担压下去”。

  5.1959年3月15日《党内通信》。这期间毛主席有三篇《党内通信》,越过中央办事机构越级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这么做?搞不懂,但可以想象老人家按照工作渠道实在不能把自己的声音传达下去了。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针对当时把公社甚至县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共产风”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队做为基本核算单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不同意见,可能别人嫌他进入共产主义的脚步太慢,他只好要求听听群众的意见。“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对于已经做了决定的河南“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结尾处是“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6.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这一篇也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讨论“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结尾处是“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

  以上这两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讨的语气,没有哪一句有丝毫的骄傲、武断。在讨论具体工作方法时就像一个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写字那样耐心,甚至叮嘱“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由此可推断当时的“热度”有多高,这位党的主席不得不泼泼冷水降降温。

  7.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这第三篇《党内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直接写给小队级干部是不是反应了他对纠正左倾错误的无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一共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政治老师讲大跃进时亩产多少万斤如何如何,说毛主席出身农民居然还信亩产万斤。当时我虽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现在明白了,老人家连亩产八百斤都不信,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如果全党,甚至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像他老人家一样这么冷静,后来的饥荒可能要好很多。在这里,毛主席允许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也许,高指标从中央到省、县一路压下去,毛主席很无奈,只得号召基层群众对抗高指标。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人“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记得曾看过批判“大跃进”期间无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见,密植错误不能按在毛主席头上。毛主席反对的态度多么坚决:“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哪些人主张“愈密愈好”?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层领导,而且不在少数。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年年储一点”,“经过十年八年奋斗”,能说这是急于求成吗?如果这能形成党内共识,后来饿死人的事会少很多。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讲真话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从党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强调讲真话来推断,当时“浮夸风”是多么严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如果我错了那是最好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无奈和焦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证明了老人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证明了老人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传朱总说的那样,“每次大家反对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证明大家是错的,他是对的”。革命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是如此。是谁在一直唱高调,导致后来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绝对不是那个唱高调的人。

  8.《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一再强调人民公社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要消灭生产队所有制,批评了“共产风”。与他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反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是一脉相承的。随后,他还亲自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今天全国2000多个县长不知有哪个还亲自起草会议纪要。

  党史第二卷胡说八道什么人民公社既要全面负责这,也要全面负责那,“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1],妄图把“一大二公”的帽子推给毛主席。可是读了毛主席的书,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始终是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到底是谁一直抵制毛主席划小核算单位的要求,坚持“一大二公”?又有谁有这个能量呢?

  9.《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批评“共产风”是“劫财”。把“共产风”说成是“劫财”,意思是谁刮“共产风”谁就是劫匪。可见老人家对“共产风”是多么痛恨。

  10.《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道:“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见,毛主席压根就没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11.《粮食问题》。1959年7月5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了长篇批语。其中一句:“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以前总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只种粮食,不给自留地,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边。

  12.《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谈话。文集里收录的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谈话的一部分,这些谈话中,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指导意义。文章很长,建议朋友们读一读。比如其中说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耳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比如“‘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这不就是特色理论吗?

  13.《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看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后,针对当时重新刮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写了长篇批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党中央主席五次三番都制止不了“共产风”、浮夸风。对比毛主席1958年起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语气,起先是商量的口气,后来越来越严厉,到1960年春开始比较严厉了。其实毛主席是一贯民主的,不愿意采取家长制作风武断命令,从这几年纠风态度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至于到1960年春开始有些“不处理不行”的语气,绝对不是武断。

  14.《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当时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一个退居二线的党中央主席,亲自起草这样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中央”对几年前要求“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显示出毛主席对于“中央”克服“五多五少”不力的官僚主义不满。

  15.《彻底纠正“五风”》。1960年11月15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批示,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到1960年底,“五风”还是很严重。毛主席关于纠风的语气也越来越严厉,但这不是野心家们说的“武断”,而是一种“焦急”。

  这个批示中有这样一段:“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这里说的中央指示是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这个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指示信可能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我的依据是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但肯定不是刘周陈邓主持起草的,否则肯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我估计应该是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因为不仅他在督促十二条的落实,这十二条与他这几年对“五风”的态度也是一脉相承。

  接着,在11月28日,他又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出指示信《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可见老人家纠正“五风”之迫切。

  16.《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很长的插话,其中一部分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为题收入文集。指出“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一定要坚决退赔”。称公社从农民手里拿来很多东西是“‘黑手’起家”。指出“‘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从1958年起,毛主席一直在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的错误。可是,到1960年底“五风”仍然很严重。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到底是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重复1958年的错误?如果按《决议》的说法,到底是谁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呢?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毛主席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我们看到,到1960年底,毛主席纠风的语气,已经十分严厉了。这难道叫武断?

  17.《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对于中央工作中的错误,他总是勇于承担责任,包括那些他一直在纠正的中央的工作错误他也承担下来,从来不推诿。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十年总结》,其中的一部分《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收入文集。“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对于经过那么多部门研究、那么多决策机构讨论确定的1959年完成1650万吨钢的责任,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如果说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最多是承担一点领导责任,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或者直接拟定经济计划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这些年,“大跃进”式思维充斥各个领域,比如 中央电视台大肆宣扬奢侈腐化思想、为美欧欺压第三世界人民鼓与呼,国家统计系统一级一级虚报数字,黑矿山和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中国人民被当成小白鼠做转基因实验,两房债券3760亿美元打水漂连个声响都没有,凡此种种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也没见哪个领导人承认错误。据《环球时报》披露,“两房”破产,中国就损失了376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四五年的军费开支。2011年,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760亿美元的国家也只有20来个,象南非、阿根廷这样的G20国家都没有达到3760亿美元。有谁向中国人民做个解释?2011年夏天,外管局居然声称,这些外汇储备跟中国老百姓没有关系,绕口令似的说什么借方、贷方、资产、负债,再他娘的哪一方也是损失了,怎么跟中国老百姓没有关系?大领导怎么看,不知道,大概也是这个态度,要不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吭都不吭一生呢!说远了。

  另外,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要求储备一点粮食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果各级干部真按毛主席的要求储备一点粮食,后来的饥荒可能要轻得多,甚至不至于饿死人。还有一些与经济问题无关的文章也可以证明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根本没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如1959年2月21日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时,谆谆告诫:“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如果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毛主席此时已经狂热了,应该向非洲人民提出赶快建设共产主义才对呀,怎么会叮嘱他们“要准备长期斗争”呢?

  从以上这些文章来判断,“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头脑一直是非常冷静的,根本没有因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而忘乎所以。毛主席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根本没有重大错误,绝对不是官方说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相反,是他在一直纠正别人的错误。正像他自己在1959年4月说的那样,“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学习了这些毛主席著作,还有一个感觉,老人家一直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与整个官僚集团做斗争。这对于我们理解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有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的权贵阶层害怕“文革”的原因,谁不顺着这些官僚阶层谁就是“文革余孽”,更是那么多权贵想方设法诋毁、污蔑、造谣毛主席的原因。

  党史第二卷阴险地说,“自从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把完成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工作任务,都说成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样凭主观意愿和主观愿望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5]。谁家长制、一言堂?没说是谁。但是,下一段你再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阴险了。“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看起来缺点错误人人有份,但是谁也不会跟那些“一贯正确”的比如胡耀邦之类联系起来,只会把全部责任推给毛主席一人。可是,问题是“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根本与毛主席无关,纯粹是造谣,栽赃,陷害!自己的史书造谣、栽赃、陷害自己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千古奇闻!

  其实,学习了毛刘周陈邓的著作,我反而觉得,如果毛主席真的家长制、一言堂就好了,他的“个人专断作风”,不是来早了,而是来晚了,如果早一些专断、早一些“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可能早就纠正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状况可能好得多。

  假设各级领导按照他的要求储备一些粮食,怎么会有后来那么严重的饥荒呢?如果毛主席真的一言堂,该有多好!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498页。

  [2] 会议时间1958年8月17日至30日

  [3] 会议时间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

  [4] 会议时间1959年4月2日至5日

  [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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