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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站在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耿来意 · 2022-03-20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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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上反映出来,说到底,还是个立场问题,因为利益诉求变了,人们比较难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说话了,自然话也就说不到一堆了。

  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谈起朝鲜战争和保守国家机密的问题,要求各个部门、每个同志都有责任来保守国家的机密,要划清敌我界限,要“站在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毛主席从保密的角度,强调了立场的重要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保密工作的态度以及执行都是至关重要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自然就会坚定地保守秘密,而要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呢?那就不但不能保守秘密,一定还会泄露秘密,这是肯定无疑的,所以毛主席说对于自己身边的机要秘书和工作人员也要做好审查工作,“发现不可靠的就把他换掉。”

  立场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原则性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什么话,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过去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缺点错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站在了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因此“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立场无处不在,世上几无没有立场之人,立场将人以群分,立场将人泾渭分明,立场决定了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走向何方。

  毛主席一直非常重视立场问题,他自己具有鲜明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他也以立场来衡量、区分和分析无产阶级及非无产阶级的重要原则性问题。

  大革命时期,对于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糟得很”,有人认为“好得很”,这就反映了一个立场问题。毛主席经过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形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从一个革命者的立场,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他在报告中写道: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进军华北,侵吞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寇深祸亟”,“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在这样生存存亡的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最大的立场就是站在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上,驱逐日寇出中国。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于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和总路线。在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里,指出虽然不同的个人、团体、社会阶级与阶层、武装队伍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但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

  正是站在中华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退让和牺牲精神,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联手抗敌。但这种合作也并非无原则的合作,为了避免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特别强调说:

  “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主席指出鲁迅“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正是鲁迅的这一立场,他才能“从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

  1938年4月9日,毛主席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在抗大要学三样东西,“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说有了这三样东西,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毛主席所要求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正确的政治立场,这个正确的政治立场是什么?那就是他对学员们所寄望的:

  “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 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关于艺术的政治立场以及艺术的统一战线观点,他指出:

  “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

  1939年5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青年们要“永久奋斗”,要跟工农劳苦大众一块,不要学汪精卫,“奋斗来奋斗去,结果奋斗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 跟全民族作对。”他指出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革命的潮流是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他们的立场是光明的。反动的潮流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 但只打三天, 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他们说要革命,要民主政治,但也只有三天,第四天就压迫老百姓了。”他对模范青年的希望是:

  “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 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 不达目的不止。”

  1942年3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发表讲话,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问题,要求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他说:

  “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942年5月,为了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重大理论问题,毛主席邀集了延安文艺界工作者召开座谈会,在讲话中,他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而要解决的头一等的大事就是“立场问题”,他说: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立场是纲,提纲挈领,其他问题随着立场的确立便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在态度问题上,对于人民,“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

  “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上作报告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他指出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 向工农大众普及”,有些文艺作品“抹杀革命性”,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他要求说: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

  1945年2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这个报告是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他们给毛主席出了题目,邀请他讲一讲时局问题、山头主义问题、审查干部问题,在关于如何解决山头主义问题时,他指出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出发点问题,即立场问题,他说:

  “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对战后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进行论述,他指出要建立人民自由国家统一的联合政府,“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而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只有解放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国民党军队呢?他说:

  “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

  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真的是“内战内行”,全民抗战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战的情况下,迫不急待地再次把中国带入了内战的深渊,美国人出钱出枪,国民党出人,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几百万人丢掉了宝贵的生命。但因为国民党站在了反人民的卖国立场上,终被人民所抛弃,尽管有貌似强大的美国人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也难逃履亡的命运,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政权不代表人民,它不但“外战外行”,内战也不内行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立场,毛主席将他区分为三种:“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主席经常进行整党运动,其目的无非是保持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立场,留下站在人民方面的革命派,清除那些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反革命派和口头革命派。

  1952年2月3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一份整党报告的批语稿,在批语稿中的“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一段话后,加写:

  “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情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主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他指出只有合作化的规模化农业,才能产生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才能实现大规模轻工业的发展,他批评那些反对合作化的人“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说:

  “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问题,要求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要同工人农民见面,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农民,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因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世界观问题,“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知识分子如果不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相反,如果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工农群众的接近,那就会是另一种局面,他说:

  “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在讲的六点主要问题中,其中之一是“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立场问题”。他还讲到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把中国建设好。他说:

  “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汇报并插话,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单干思想倾向,指出会反映到方针、政策和世界观上来,并且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他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站位的问题,即立场的问题,即世界观的问题,他的“为人民服务”,他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就是一个站位问题,这是毛主席的根本原则,也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有了这个站位,那你的情感,你的态度,你的方针政策,你的世界观,自然而然地倾向劳动人民的这一边来了。正因为如此,毛主席总是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要又红又专,要政治挂帅,要讲政治,他的苦口婆心,他的坚持不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建立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一边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队伍。

  今天的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困惑,在面对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国际事件时,会出现大量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声音,并为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形成了观点根本对立的不同阵营,极端的会出现亲友反目,甚至割袍断义,因为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多年的友谊也不要了。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人们的思想激烈碰撞,缺少共识,分化加剧,离子化结构越来越明显。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上反映出来,说到底,还是个立场问题,因为利益诉求变了,人们比较难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说话了,自然话也就说不到一堆了。

  人们有不同的立场、出发点、价值观也是正常的,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无法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如出一辙”,但是在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就应该“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站在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因为这是大事大非,这是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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